关于国的讨论，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开始就已经有了分歧。在此之前，后人所认为的“国家”往往被看做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暴力的渊源。    

如果说国家是暴力的渊源，那么卢梭所提倡的公民国家就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诸如国家背离人们意愿的时候，全体公民或者部分公民可以联合起来推翻它的观点，尽管听来合理，但却失却了实施的土壤。卢梭认为，人的权利，包括人身自由、财产等都是需要受到保护的，由人所结合的社会，国家，都是为了这些目的而存在。这里的国，等同于政府。    

对于政体的选择，似乎总是非此即彼的事情。一种是韩非派，利用法来巩固政权，社会，公民权利则完全置于法之下，而社会等级的金字塔顶端，却是帝王；另一种是老子的无为而治，这种思想被如今的虚无主义奉为根本。然而，二者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总是以之为一小撮的统治力量服务的。至于个人只权利，永远于“天”之下。    

这个“天”的陨灭，来自于近代科学的日新月异。帝王不再是神，而只是代表着众人利益的人而已。尽管如此，历史的反复也总会出现盲目之个人崇拜的时代浊流，并因之造成对文化的残酷迫害。于此，国的含义更加值得讨论。    

《路加福音》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约翰福音》又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我们，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和人民，韩寒的《他的国》，就近乎于陶渊明式的逃脱了。他在一个虚无的村落里，延续着一群虚无的人的荒诞梦想。而这些虚无的人，又是荒诞社会的产物。    

相对于在新形势下不再具有普适性之国家的论述，卢梭的另一个论调堪称“永不过时”，那就是儿童在教育中应该成为主体。这一点，在今天我们伟大的国家，还在懵懂中背离。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似乎是一对永不调和的产物，任人选择，后者总会成为标准答案。只是，对二者的认知却是，往往在蒙昧的前提下，集权主义穿着民本的外衣，民本又以集权来大行其道。手段与目的的相互交错，使单纯的概念益发背离。    

事实上，社会契约的思想并非始于卢梭，而是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后者认为，国家只是社会之人为了一己之利不受侵害而达成的妥协性的契约。无数个一己之利，就是社会的整体利益，这种认为是否正确没有一个确切的论断。       

可想而知，在200多年前，卢梭便用《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对传统的国家学说和教育体制批驳得体无完肤。其受到教会及其所谓的正统力量的敌视就理所当然了。    

今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大厅中，卢梭的半身像与美国的开国领袖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像相面而立。这是民主的象征，也是思想的交融，更是对文明思想的膜拜。这让我想到王府井街头的张秉贵，一个被认为树立起来的典型，和雷锋一样。在中国最繁华的商业金街，放着的却是一个计划经济的产物。思来不胜唏嘘。    

再引申，从小学走来，我所看到的大头像，总是马恩列毛前置于科学家之上，科学家再列于哲学家之前……，这种排序更多的体现的是政治，而非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