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做人的理想状态。听来觉得合理。
　　这句穷富通吃的话是“亚圣”孟子说的，他的意思是，有钱了就给大家分分，没钱也别坑蒙拐骗，这样世界不就美好了嘛。
　　有钱人自然就是商人，有抬杠的说当官的也有钱啊？其实不一样。“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是腌臜的钱。只有商人的钱，才是自己赚的。低买高卖，奇货居之，久而久之就有了钱。
　　最著名的有钱人之一，应该是范蠡，也就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谋臣。他的笔名之一，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陶朱公。据说范蠡帮勾践雪了会稽之耻后，曾很有感慨地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话音未落，划船就走了。
　　在今天来看，范蠡应该算是个行商，做的是边境贸易：“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陶朱公有个癖好，就是“兼济天下”，而且常常是“裸捐”，和他相比，今天的陈光标简直弱爆了。
　　《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范蠡在十九年中，三次把家产累积到千金之多，然后……，裸捐。商人的理想典型，舍陶朱公其谁耶？这样的典型，太史公在书里就差没说“学习陶朱好榜样”了。
　　第二个要说的是个隐形富豪。在《论语》里，子贡的出现频率是颇高的。但没提到的是，子贡是孔子最有钱的弟子。一定程度上，孔子名气能有今天那么大，完全是子贡“活动”的结果。子贡在孔子大学毕业后，在卫国做官。与此同时，他还囤积货物，在曹国和鲁国之间做买卖。有了钱之后，子贡出行特别气派：“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候，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大致上就是穿着爱马仕，开着宾利，甚至被各国元首奉为上宾。
　　如果说陶朱公和子贡属于先官后商、官商平分秋色的话，那么满清时期的徽商胡雪岩则是个颇为纯粹的商人了。因为论财富，胡雪岩身价一度超过2000万两，富可敌国，是光绪、同治年间最大钱庄阜康钱庄的创始人。论官员，则仅仅是江西候补道。官和商是三七开。
　　然而，胡雪岩发家却和“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胡雪岩还是钱庄的小伙计时，曾把500两银子的公款借给了一个叫王有龄的落魄捐官者，在当时看来，这笔借款看似是肉包子打狗的。没想到的是，后来王有龄却偶遇其父当年曾礼遇过的一个同门，他中了状元当了官。于是，便有了王有龄在官场的腾达。
　　于是胡雪岩的500两借款，陡然间成了上市公司的种子基金，自然得到王有龄的倍加观照。此后，钱庄、丝绸、地产、药房等生意，无不顺风顺水。
　　其实，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官职最高时，也才不过四品，还是个候补。胡雪岩本人对做官其实没多大兴趣。如果他愿意，在太平天国时期捐个一品也不是没可能。但胡雪岩深知，与在朝者的分庭抗礼，在经商中有不足外人道的功效。
　　中国古代史上，好像没出现什么“重商主义”。 士农工商中，商人的地位最末。这可能也是出现那么多官商的原因。仕优而商，商优则仕，都很容易。捐个官，买个爵，也不是难事。为商者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商人的类型无外乎以上这么几种。陶朱公是先当官然后金盆洗手，转行干起了商人，用当官时的资源和手段赚了大钱。子贡是当官挣钱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胡雪岩则是白手起家，期间借助了很多官员的扶助，最后自己也捐了个四品。
　　在商人地位低下的时代，商人最没安全感。而当官可以和官老爷们称兄道弟，既可以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同时也能适时寻租。所以不难想象，只要官府不禁公务员经商，那胡雪岩就不是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