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边放着的书，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翻了几页，简单回忆了一下故事的大纲，不觉想起大学时候趴在床上第一次看时的想法：多么想不上课，不上学，周游世界。那时候，梦想等同于做梦，确是禁不起推敲。想起曾经的一篇旧文，在一个心灵导师的修改下，得以成型…… 

美国时间2010年1月27日，91岁的杰罗姆·大卫·塞林格与世长辞。与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传奇遁世作家的名字相比，人们记得更多的是使这位“垮掉的一代”的早期代言人名声大震、全球行销超过6000万册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是一部成为鲜明时代符号的作品，其语言夹杂着大量美式俚语和脏话，叙述了少年主人公霍尔顿的愤怒与焦虑：他屡因成绩原因被开除，对成人世界之虚伪痛加挞伐，敏感好奇而又追求美好生活，并寄望自己成为解救孩子的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另一方面，他又酗酒、吸烟，和女人鬼混。

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一个矛盾的霍尔顿形象，却影响了几代的美国青年。并且，和那个开创了“垮掉的一代”概念的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一起，成为美国青年的精神指南。

《麦田里的守望者》在美国正式出版的时候，是中国后来成长起来的精神领袖集体出生的年代。在诗人北岛、芒克、小说家王小波、王朔等人的作品中，不难找到些许近似的迹象。北岛的怀疑与叛逆，芒克的诘问与悲观，王小波对智慧与自由的执着追寻，王朔对伪崇高的戏谑颠覆……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垮掉的一代”的影响。这些作家与作品，也成了那个时代之青年竞相模仿和推崇的对象。

再往后，尽管这些中国的“守望者”仍然保持着守望的姿态，但所能引起的共鸣却已极其有限，读者充其量只是借鉴个形式而已，难得其精神谛旨。这和时代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当校园里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学生时，偶像和追求的多元化也在以渐进的姿态改写历史。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变成了韩寒、郭敬明、“超女”等新生事物，鲜有如诗人芒克那样身无分文也要爬上火车去模仿“垮掉的一代”的青年。

没有哪部作品可以逢迎所有人的口味，这是定数。在“时代鸿沟”面前，在快餐式阅读铺天盖地的当下，更是如此。《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长盛不衰，证明了它是那个年代美国青年和受过其影响的世界青年的精神食粮。但其于今时今日的中国青年的文化意义有多重要，似也难说。

一个不得不提的因素是，网络的发展让更多的新新元素占据着学子、青年的生活与时间，主要以文学作品作为了解世界和认知自我的《圣经》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并非人人都要霍尔顿，或是《在路上》里的笛安。

当然，《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并非一个单纯反叛者与堕落者的形象，他的正义感也可以在今天引起无所谓好坏的共鸣。他对成人世界虚伪的挞伐和对“救救孩子”的呼唤，使人感觉他就是那个窥透皇帝新装的小男孩。因此，与其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生命力是缘于它的艺术风格，毋宁说是它在某个特定的大环境下偶然契合了需要心灵寄托的社会心理。回望美国二战后的环境和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管是对于二战后“迷失的十年”中的美国青年，还是有着同样宏观环境的中国青年，背景的趋同都能够使他们感同身受。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专属词汇。这个霍尔顿式守望者的姿态，如今则成了受过“垮掉的一代”影响的后人对那个时代按图索骥的一个标志，但这一类群批量生产的土壤已经不再。

我们该如何对待塞林格和他所代表的“垮掉的一代”？曾受教于一位鲁迅研究专家，他说对于鲁迅的关注，过分火热和过分冷清都是不正常的。对于风靡于某个时代的人物，他理所应当地属于那个时代。而后，应渐隐于历史的舞台。对他们亦步亦趋，或利用或诽谤，都可能导致极端的解读。

所以，塞林格作为守望者之精神的不再重生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成为经典，并不矛盾。或许，“塞林格和霍尔顿”也只是希望后人能够记得他们，而不是成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