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猜过语文老师马远的出的一个谜语：“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古稀双庆又多一个春秋”。我回答七十三岁。当时理解是，过了七十岁，庆祝了两次，然后再一个春秋，不正好73吗？

可惜，造化弄人，我答措了。正确的答案是，141岁。当时只是怀疑，有那么能活的人吗？不是一回头，看到的那个在水里泡着的吧？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脑子里，不喜欢问问题，老师也不知道得很深，直到有百度。明白是乾隆千叟宴的一个老头，真是141岁。如果按照我的答案算，老头的孙子都要比他大了，这在伦理上说不通，生出来的东西，总不能扔到粪坑里。就是这个逻辑，语文老师愤怒地说我答的不对。因为关乎到老叟后代的数十口人名。我的答案，等于是把人批倒了，再踏上一万只脚，不让老头的四世同堂翻身。恶莫大焉。

我仍然存疑，总之说死了都不信。除非那个141岁的老头现身说法，站在我面前。然而，这样又与唯物主义不符，鬼怎么会站在你面前，越想越糊涂。有时候，现实的考虑，却总和现实相悖。你认为人活70多岁，真的就古来稀了，至于141岁的，尚能饭，且热衷参加社会活动（千叟宴），在几百个老头里现身说法。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如今出来个120的，都能上吉尼斯。为什么乾隆时候的老头，没被吉尼斯收录，真的有待研究。

说到数字，最近有种危机感。随便浏览了几本书，有芮成钢的《三十而立》，文笔一般，以和世界名人的访谈录主打，看来会英语真的占了大便宜。另一本是老书，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总觉得老白说痛，有些做作，有时候，没那么痛，偏要装出有很痛。有时候不是自己的痛，偏要安在自己身上，悲天悯人一番。有历史的人，心怀天下，为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忧虑，没有历史的人，也只能空为古人担忧。大可不必。但是，白的文笔明显强于芮的，看他节目时，那种深思熟虑式的严肃，也颇受人尊敬。

还有一本是李宗陶的《思虑中国》，36位当代知识界的访谈录。对于记者来说，这的确是本好书。很多可能十年以后就会作古的大名人，他都采访到了，且对话精深。这可能是她这一代人访谈的绝响了吧。再往后，八零后九零后成为记者，并且对于文化极端关注的人走上舞台的时候，再想采访他们，即使到温莎墓园也见不到了。

还是年龄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说中国的文化危机，青黄不接。真是个巨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都近乎于我这个层次的，我都为自己担忧了。王元化去了，季羡林去了……，不管是不是骑着鹤走的，留下的都是后人难以弥补的缺憾和留白。即使后人有历史的眼光，也没有历史的担当。兼具天分与努力的大家，如同野生的大熊猫一样。现实中，即使哪天出来一个专家，也必然是人工授精、近亲繁殖的，只是稻粱谋之一分子，缺乏那种大的担当，只是从社会走向象牙塔的一个分子罢了。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到了一个数目字管理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利用国际通用的会计法则来管理国家经济。说白了，也就是市场经济通行的法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大到不知该如何说起。

总之，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时代发展难以回避的问题。古云，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小康达到了，自然要生发更深一层的文化追求。至于经济，更是关乎衣食住行，大到国家制度，都由它来决定。

更为个人的问题也有，对于一个人，该如何管理自己。西方流行career planning，在中国往往这个课题是家长来做的，本人充其量是个助教，提出一点并不太起作用的末微建议。所以，管理自己在中国来说，还是问题多多。

年龄与数字，于我来说，甚为敏感。我题中所说的年方二八，当然不是指160岁，也不是戏曲与话本小说里的那个年方二八（事实上是十六岁）。注释上说，十六岁之于古代，是少女出嫁和谈情说爱的好年龄。如今时代在变迁，这个年龄则成了危机的边缘，介乎于未成年与成年之间。如果你不幸和一个小于二八十六的人好上了，判你个十年八载也有可能。

所以，我不猜谜，二八就是二十八，够直白，够坦率。一个焦虑的年龄。失眠，健忘，胃好难受，吃嘛嘛不香。

到这里，我承认，我的题目有些标题党。但是和三联生活周刊相比，我觉得已经够通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