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98版《水浒传》的结尾，一直印象深刻，高俅高太尉跪在宋徽宗赵佶面前“义正词严”地为被逼死的宋江请功：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宋江以身殉国，请圣上降诏，为其立庙，供后世祭祀瞻仰。徽宗准奏。
　　要多悲催有多悲催的一个结局。轰轰烈烈的一场起义，因招安之举而自掘坟墓，宋江忠义两全的美梦，被高俅一泡尿给浇灭了。一百单八将最后死的死、散的散，留下一个偌大寂寥的梁山水泊。立庙何用？
　　《水浒传》的背景，全在北宋徽宗赵佶一朝。正史的欲盖弥彰，在施耐庵的小说里倒被刻画得淋漓。实际这时，北宋已积贫积弱，奸佞当道到了无以附加之境。徽宗赵佶又奈它何呢！
　　做皇帝和做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往往是富二代比较享福。纵使不能骑在马上治天下，但潇洒走一回，混个现世自不在话下，惨就惨在徽宗没赶上好时候。其实，还真有一个做富二代的机会摆在他面前，可惜他老爹没有珍惜。
　　徽宗的爹是神宗赵顼，和他的子孙兄弟相比，尚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主儿。但作为宋朝第六任皇帝，能败的家业早就被祖先们糟践了，既要享福，又得给子孙留下点家底儿谈何容易。直到遇上王安石，两人对疲弱的政治都深感不满，在变法的思路上一拍即合。于是大干快上，一场多快好省的改革迅即展开。
　　改革者的努力有目共睹。为了推动变法，王安石还建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条例司废，变法事宜由户部司农寺主持），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一道草拟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几乎 涵盖了农业、水利、军事、行政等诸多方面。
　　决心虽好，但改革派还是过于乐观和理想化了。根深蒂固的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等既得利益派，为新法所不容。双方斗争尤其激烈，致使改革推行举步维艰。
　　1073年（熙宁六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痛陈变法弊病。至此三人成虎，王安石孤掌难鸣。
　　即使是速效救心丸，也难固神宗的动摇之心了。翌年，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主持者变更为师心自用的吕惠卿。尽管此后改革进程也有所反复，但大局已定，变法的失败已成必然。
　　后人将王安石变法失败从主客观方面分析多重原因，除却触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而备受反对之外，如缺乏宣传、操之过急、执行不力，以及王安石本人刚愎自用，也为后人所圈点。其实都是扯淡。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积弊而然。是时的北宋，已至物极必反之境，哪怕王安石是扁鹊，也治不了“骨髓之疾”了！
　　祖传牛皮癣，专治老中医，这可难坏了徽宗赵佶。你让他作诗和狎妓还行，治国免谈。老爹没实现祖产的保值增值，昏庸如赵佶也就只能继续挥霍微薄的祖业。他在位时，尤其追求奢华生活，搞得民不聊生。1126年终为金兵所俘。八年后死于黑龙江的依兰。
　　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历史上看，赵佶是个标准的艺术家，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几乎无所不精，连狎妓都无师自通，“有才帝”的称号当之无愧。我不知道他那一朝究竟有没有默默无闻，也曾想过发愤图强改革的人。但反过来想，即使有也成不了气候，他老爹决心那么大，王安石不也两次罢相，如履薄冰嘛。
　　为臣的识时务者，自然也就不大敢碰“改革”二字了。费力不讨好不说，把小命儿搭上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只是苦了史上那些忠心耿耿的改革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既然前路无知己，好吧！翻篇儿，下一话题。